《贿赂法》设置了商业组织预防行贿失职罪，将预防行贿责任犯罪化，目的在于通过外部的刑罚刺激，唤醒商业组织的预防意识，消除其参与商业贿赂治理的天然惰性，督促其自觉进行合规性检查，从而达到预防犯罪之实际效果。
[169]《二程遗书·伊川先生语》。现代法学理论通常把公序良俗理解为公共秩序与善良风俗的简称。
[41]臣伏读至三公曹第六十六条，母杀其父，子不得告，告者死。[83]〔荷〕格老秀斯：《战争与和平法》，〔美〕 A. C.坎贝尔英译，何勤华等译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203页。亚里士多德也认为：守法的公正不是德性的一部分，而是德性的总体。在制度、文化等层面，中国古代有丰厚的法理底蕴，而这却长期被人忽视。但是在我看来，对于任何一个有志于从事公众生活的法律系学生来说，它是一门基础课。
[142]法与时转则治，治与世宜则有功，[143]等等。正是从这一意义上，德沃金讲到，在法理学与判案或法律实践的任何其他方面之间，没有一条固定不变的界限。[101]前注[32]，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书，第243页。
黑格尔的名著《法哲学原理》的发表则使法哲学这一概念广泛传播到世界上许多国家，被学者们广泛使用。[10] （二）中国法学家关于法理学研究对象的论述 在我国，法理学作为认识活动和学科的名称，始于清末康有为和梁启超，他们最早使用了法理学名称。又汉宣云：子匿父母，孙匿大父母，皆勿论。2.法理作为兜底性法律渊源 自古以来，法理都被视为法律渊源或补充渊源或最后适用的法源。
在西方，罗马法学家不仅提出和解决了许多涉及立法和司法的方法问题，创造了精湛的法律概念和技术，而且提出了诸如契约自由之类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法律原则。二是直接或间接用某个法理要素作为解释与适用的依据。
第二，它不是专讲某一部法律之理，而是讲一般意义上的法律之理。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受法律平等保护。[103]而欲得出实质性判断，惟有借助法理才能达成。[5]Alan Mabe在为《法律和哲学》（Law and Philosophy）杂志所写的《社论》中指出：法哲学意味着对法律进行的具有法律知识内容的哲学反思，或者说是根据哲学的方法和原理进行的法律分析。
[114]参见季卫东：‘南海仲裁案的法理剖析，载《上海法治报》2016年8月22日。[97]谢鸿飞：民法典与人的美德，《中国法律评论》2015年第4期，第40页。人民之安宁乃最高之法律。交付要件则是贯彻公示原则的必然要求，这为善意取得提供了法理逻辑基础。
[92]〔英〕尼尔·麦考密克、〔奥〕奥塔·魏因贝格尔：《制度法论》，周叶谦译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90页。断狱得情，号居前代十二。
西方法治文明，如同中华法治文明一样，有许多跨越时空的理念、制度和方法。原注为L. B. Curzon, A Dictionary of Law, Macdonald And Evans, p.203. [23]转引自同上，第28页。
关于法理学的研究对象，我国法理学界各抒己见，不同版本的教材和论著亦有不同的表述，但总体上大同小异。[170]孙正聿：《哲学修养十五讲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237页。[48]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研究室点校：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卷一，《不许县官寨官擅自押人下寨》，中华书局1987年版，第33页。[171]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（第二卷）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，第112页。我国各级法院高度重视以法理为依据、根据法理对裁判文书进行说理性论证，取得了显著效果。在我国，随着社会关系、法律关系、司法案件的复杂化，随着公众法律知识的增长和法律意识的提高，特别是司法公开的强力推进，司法裁判文书的说理性、说服力和可接受性成为保障公民诉权和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基本要求。
6.法之美德 法理，也意味着法的美德。[58]公私不可不明，法制不可不审。
以法理为中心主题的法理学，必将更加重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研究。而法治思维则是以法理为前提、理据和主线的思维。
最近几年，法理学知识体系、理论体系、话语体系在全面依法治国、实施良法善治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日益显现其滞后、陈旧、乃至僵化的一面，并与年轻一代学者学子的期待形成了较大反差。以阐明立法宗旨和目的的方式，对法律的正当性进行论证。
第四，法理学学科问题和弊端的显现也有一个过程。[123]《阿根廷民法典》第16条规定：如果民事问题不能通过用语或法律的精神得到解决，则应考虑同类法律的原则。这种解析往往超越成文的法律规则和程序。内外无幸曲之私，在上无。
这就是法理的解释意义之所在。参见（唐）房玄龄等撰：《晋书》卷三十六，《卫馞传》，中华书局2000年简体版，第691页。
法理学是对法律原则的基础性研究，包括哲学、历史社会基础和对法律概念的分析。人类不可能想象得到比正义更普遍、更强大和更完善的东西。
以公开促公正，以透明保廉洁。[162]江国华的《宪法哲学导论》。
[125] 在中国历史上，第一部民法典《大清民律草案》[126]第1条规定：民事本律所未规定者，依习惯法。至少有以下基本语义、精义： 1.法之道理，法之是理 有些法学家把法理看作法律或法律体系背后恒定不变、超越时空、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，属于法的规律性、本质性因素。原注为K. J. Aiyar, Judicial Dictionary, Law Book Company, 1984, pp.541~542. [25]转引自同上，武阳文，第29页。[109] 法理的解释意义也体现在对具体案件（案例）的解释（解析）之中。
《民法总则》第五章民事权利在新中国民事立法史上首次以24个条文列出自然人、法人的民事权利（私权）清单，体现了尊重和保护人权和民事权利的良善价值和法理依据。它是宗教的实质，同时又是理性的形式，是信仰的神秘客体，又是知识的始端、中间和末端。
他认为，天赋人权就是这样一个不言自明的普世公理，现代西方法律就是从这个公理出发，通过逻辑演绎而得出一系列的法则（定理），适用于任何事实情况。作为辩证法的批判，其目的不是去否定一切，不是任意放纵，而是使人们的认识更加接近实际，使实践更加符合客观规律。
[48]惟得之求，宁顾法理。法之所加，智者弗能辞，勇者弗敢争。
